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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1980年，李泽厚的《美的历程》面世
某种意义上，优美的80年代，是从李泽厚的一本小书开始的。1979年，李泽厚花了几个月时间，几乎一气呵成写完了《美的历程》。大概拖了一年的时间，到1980年底，文物出版社终于把这本薄薄的书出版了。
谁也没有想到，就是这样一本看上去极不起眼的小册子，会突然一纸风行，让无数青年夜不能寐。有人日后回忆，那时候很多年轻人虽然年少无知，却匪夷所思的爱上了美学。有人所做的最狂热的事，乃是费尽周折从同学手里借到李泽厚先生的《美的历程》，然后又买来一支手电筒，别人都熟睡之后，躲在被窝里借着手电筒的光芒，将这本抒情又抒情的学术小册子抄录了一遍。
这样的表述并非夸大其词。事实正是如此，美，或者说审美，成为80年代的开幕关键词。年轻的人们在经年的压抑和枯燥之后，在审美的层面展开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抵制与反叛。首先是朦胧诗上场，“那些年轻的诗人，经过漫长的冬天后，终于在这个诗歌的春天里找到了创作激情和创作方向。”许多年之后，李泽厚还经常提起，当年他第一次读到油印的《今天》杂志，内心充满了感动，因为他在诗歌里读到了久违的自我意识，清晰的审美主体。
李泽厚是中国理论界第一个站出来赞美朦胧诗的美学家，当其他画地为牢的学者还在对朦胧诗大肆攻击的时候，李泽厚一方面将西方十八、十九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潮著作陆续组织翻译、出版，一方面又提醒众人，中国的文化艺术思潮从朦胧诗开始，正在进入一个以反叛和个性解放为主题的创作高潮。
另一被李泽厚赞赏有加的艺术现象，是“星星画展”。李在《画廊谈美》一文中，为年轻人辩护：“在那些变形、扭曲或看不懂的造形中，不也正好是经历了十年动乱，看遍了社会上、下层的各种悲惨和阴暗，尝过了造反、夺权、派仗、武斗、插队、待业种种酸甜苦辣的破碎心灵的对应物吗？政治上的愤怒，情感上的悲伤，思想上的怀疑；对往事的感叹与回想，对未来的苦闷与彷徨，对前途的期待和没有把握；缺乏信心仍然憧憬，尽管渺茫却在希望，对青春年华的悼念痛惜，对人生真理的探索追求，在蹒跚中的前进与徘徊……，所有这种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混乱的思想情感，不都是一定程度地在这里表现出来了吗？它们美吗？它们传达了经历了无数苦难的青年一代的心声”。
跟日后的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完全不同。21世纪开初，最醒目的学问是经济学，管理学和商学，而80年代的开端，却是抽象复抽象的美学。那时人们谈论得最多的，绝不是后来的商业模式和家庭理财，而是叔本华、尼采。虽然更多的时候，人们基本上是在囫囵吞枣，但即使是这些优美的名字，也让年轻人如此得意。他们的业余话题永远是这些人，为此经常争论得面红耳赤。开始，年轻人迷上的当然是尼采的酒神精神，甚至觉得那是写作诗歌的最好工具，而叔本华的悲观，借着青春期肤浅的理解，他们开始体会到人生如梦的悲凉意味。后来又读到了歌德，开始人们是鄙夷他的，尤其是他在皇室面前卑躬屈膝的样子，与伟大的贝多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但之后年轻的读者们很快就读懂了《浮士德》，知道了魔鬼其实一直在操纵着人类的命运，人们的一生惟有努力再努力，须臾的满足都可能导致毁灭。而佶屈聱牙的康德，也没有吓退他们，更多的时候，人们捧着康德的巨著，可能是在老师和同学们面前装装样子，事实上可能读不懂他，但无论如何，当80年代的年轻人读到康德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，还是前所未有的惊叹。世界是如此之大，作为人，必须保持足够的敬畏。
这一些优美的阅读生活，导致整个80年代看上去那么单纯，那么理想化，略显一些青涩的忧伤。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导师，他就是李泽厚。李泽厚带着年轻人阅读美，美在成长，结出了个性的果实。“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去说吧”,这句80年代最有名的口头禅，理所当然出自李泽厚一本著作的书名。一时间，人们的阅读主要由两种事物构成，一是朦胧诗，一是李泽厚，李成了那个万物生长的年代里家喻户晓的学术偶像。当他去北京大学哲学系座谈，然后在学校食堂就餐的时候，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发现了他，纷纷围拢过来，后来人们说，李泽厚让整个北京大学万人空巷，食堂成了北京大学最拥挤的课堂。
一直到今天，我都在问自己，为什么80年代的青年那么迷恋李泽厚，事实上他只是一名学者，他的有些文章甚至有些晦涩，我们根本读不懂他。后来我找到了原因。首先我想是李泽厚散文式的学术语言，充满了抒情色彩，这让被文革大字报文风污染太久的年轻人如沐春风。是文辞的优美导致了李泽厚的流行，让更多并不属于学术的青年人爱上了他。其次则是李泽厚的学术方法，《美的历程》让一代学人明白，原来学问还可以这样做，甚至就该这么做。比方说，讲哲学可以并不一定要套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；讲文艺也不一定要套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别。更重要的是，许多人从李泽厚的书里领悟到，一个人文学者，就应该把学术研究和人生体验结合起来，把历史的遗产当作鲜活的对象，把做学问、写文章、出版著作变成自己生命的流程。
如果李泽厚在美学世界里的影响力让青年复苏了个性，那么他在思想史上的挖掘，则让更多的年轻人增添了怀疑和批评的能力。进入80年代中期，李泽厚的《中国古代思想史》、《中国近代思想史》和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开始风行，尤其是后者，让一个时代的青年开始贴着地面飞行。它与80年代后期知识界的总体思想走在一起，渐渐对准了“中国向何处去”这个严峻的时代课题。
中国人的国家使命意识在这个时候开始高涨。在文化热的高潮中，青年一代对未来中国的走向拥有了巨大的现实关怀，政治民主的思想情绪日趋强烈，青年的参与意识与日俱增。李泽厚提出了他学术体系里最有争辩意义的历史范式，这就是“救亡压倒启蒙”。它的具体表述带有李泽厚一贯的抒情色彩，称为“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”，最早发表在《走向未来》1986年创刊号上。李泽厚提出，近代以来,在中国始终存在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主题，启蒙的主题、科学民主的主题与救亡、爱国的主题相碰撞、纠缠、同步，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。五四运动包含这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，一个是新文化运动，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。前者是启蒙，后者是救亡，所以是“双重变奏”。
这样的学术范式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解读。在李泽厚看来，“启蒙”是指对西方“科学与民主”思想的接受和传播，是“反封建”；救亡则是“追求独立和解放的民族运动”，是“反帝”。对处于日本侵略而水深火热的中华民族而言，“反帝”、“救亡”的思想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上风，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在很长时间里处于压抑的状态。启蒙与救亡是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，开始是相辅相成，而后是救亡压倒了启蒙，农民革命压倒了现代化。中国现代“反封建”的文化启蒙任务被民族救亡主题“中断”，革命不仅没有继续推进文化启蒙，而且被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，最终造成了“文革”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。
可以这样说，李泽厚用他的学术思辨，事实上将一个更加重要的历史任务推到了中国人的面前，这就是启蒙主义，并导致整个80年代被后来的民间史学家定义为启蒙主义时代。李泽厚的思想如此明显，由于救亡主题的大面积高涨和普遍性的持续，民主与自由的启蒙课一直被中国人关闭。当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制度纷纷奔向普适价值的时候，太多的中国人仍然深深陷在愤怒的家国意识之中。这可能是一种滞后，更可能是一种缺失。
1989年五四前夕，李泽厚在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会上慷慨陈词，他说，如果过去革命年代的主题是救亡压倒启蒙，那么今天我们呼唤启蒙主义，就是另一种救亡，争取民主、自由、理性、法治是使国家富强和现代化的唯一通道，我所期望的启蒙走向是：多元、渐进、理性、法治。
这是李泽厚在80年代发出的最后的声音。那年6月之后，李泽厚的声音被迫式微，黑云压城，他只有躲进书斋，停止了他优美的文章。到90年代开初，李泽厚终于找到一个机会，他远走他乡，在古稀之年来临之际，去到了美国，做了一名流浪学者[9]。这似乎是一种必然的命运。遥想当年，当李泽厚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，他在美学领域里与老迈的朱光潜、蔡仪展开论争。事实上朱光潜的学术底子始终比他厚实太多，他与朱光潜的辩论多少带有一些莽撞的气息，甚至可以说，他可能是为了迅速爆得大名，才选择与朱光潜这样的学术大家争论；而蔡仪自始至终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，他甚至没有进入美学的殿堂，只是为了让主流意识形态在美学领域掌握话语权，才去说出那些苍白的美学话语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李泽厚与老人的论争，并没有形成必要的学术成果，他的收获在于，人们知道了李泽厚这个名字，李泽厚因此麻烦加身。许多年后，我们再次看到，在灿烂的80年代，当李泽厚终于建设起了自己的学术体系，当更多的青年团聚在李泽厚的门下，这个向来强调独立思考，出语惊人的学者却发现，真正的学术研究再一次让他遭遇人生厄运，他成了哽在当局喉咙里的一根倒刺，他的学术生涯几乎就要停滞。于是，出国游学，成了李泽厚晚年不得不选择的惟一路径。
在中国，做一个独立思考的学者究竟有多难，李泽厚用他的一生做了一个不错的见证。可以这样说，李泽厚有多少崇拜者，就有多少攻击他的人。他从来没有被主流渠道认证，毕生的学术成果并没有给他带来高官厚禄。从一名年轻的美学异类，到背井离乡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知识分子，李泽厚换来的，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争议。但那些从80年代里感受到美的价值，体会到个人尊严的人们，将会永远记住李泽厚这个名字。他用美启蒙了一代人，人们由此开始年复一年怀念80年代，那么单纯，那么有理想，人们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，带着自由的火焰奔走呼号，即使餐风露宿，即使泪洒街头，也在所不辞。
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与一个叫李泽厚的学者有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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